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人性的反文明的时代，而革命样板戏正是这个时代文化教育的样板。样板戏是暴力、仇恨、乌托邦的样板，是文明人变成没有亲情的魔鬼的样板，宣扬的是阶级斗争、血腥暴力与全面专政，灌输的是愚忠。
记得前几年曾有一个老作家著文说，一听到电台里播的《红灯记》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尖唱段，他就会想到批斗和牛棚岁月，神经就受不了。巴金先生在文革后再听到样板戏的唱腔就做恶梦，可见样板戏对“牛鬼蛇神”曾经达到怎样的“威慑”作用。“文革”十年浩劫，伤及上亿人。闻样板戏之声，触“文革”受难之境，情动而潸然泪下者，应是不乏其人。
京剧是一门艺术，样板戏却背离了艺术的本质。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真正的艺术家被暴政打入牛棚或被迫害致死，样板戏作为一种政治教化和灌输工具依靠极权强力淹没了公众的心灵，它宣扬的是绝对的对立和无限的仇恨。
样板戏只有借助了群体情感，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传播。样板戏宣扬的阶级仇恨是建立在只有也只要消灭了另一个敌对阶级就能迅速地建立乌托邦王国的假设上。当然，这是一个怎样的幸福王国无须缜密的理论论证，因为思考和论证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论证本身就意味着采取理性的方式，而任何理性的思考都有可能内在地构成对单向度的仇恨情感的瓦解。所以，掌握群体的想象方式，大规模地渲染和传染仇恨情感，回避推理和反省，让群体从舞台或银幕上获得敌对阶级正在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的感觉就足够了：
杨子荣：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要报仇，要伸冤，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
李勇奇：多少仇来多少恨，桩桩件件记在心。满腔仇恨化烈火，来日奋力杀仇人！
李奶奶：到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亲眼见你爹爹被捕进牢房。记下了血和泪一本账，你须要：立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还要血来偿！
铁梅：今日起志高眼发亮，讨血债，要血偿，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担！我爹爹象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我跟你前进决不�徨。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吴清华：十三年，一腔苦水藏心底，面对亲人，诉不尽这满腹冤屈。南霸天凶残歹毒横行乡里，逼租讨债，打死我爹娘，抛尸河堤！爹娘啊！……硬抓我这五岁孤儿立下一张卖身契，从此锁进黑地狱，每日浑身血淋漓！睡牛棚，盖草席，芭蕉根，强充饥，两眼望穿天和地，孤苦伶仃无所依！剑麻压在石头底，筋骨磨碎志不屈。死不甘心做奴隶，不向老贼把头低！拚剩最后一口气，找不到报仇的好时机……想不到今天哪，春风引我到这里，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亲人哪！生死和你们在一起，走遍天涯永不离。要当兵，要报仇，要造反，要雪恨，要把南霸天刀剁斧劈！
吴清华：翻身奴隶把兵当，清华手里有了枪！两代冤仇聚枪口，万丈怒火压枪膛！志更坚来胆更壮，南霸天！一笔笔血债要你血来偿！
众：(齐唱) 血债要用血来偿！
“革命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出的文艺怪胎。作为政治需要的样板之戏已经寿终正寝，但作为戏剧本身的“样板戏”并没有死亡。
最近有人又在炒作什么红色经典、样板戏，让人觉得有些可悲，就算那些“经典”有些形式上的审美价值，但也不能忘记它的本身目的是为了消灭人的意识与智慧啊。纳粹的“�”标志也有其审美价值，可谁要在欧洲炒作这个，虽然可能有些民族主义分子可能埋单，但换来更多的一定是大众的一致抗议与各种制裁。记住历史的教训，不要拿耻辱当旗帜来炫耀！
前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的教育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教育是给孩子喂狼奶。狼奶论的看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因为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中充斥了大量的反人性、反文明的东西。而狼奶的本质就是非人化、反人性。当大家都在探讨如何把喂给的狼性之奶逐步换成人性之奶时候，教育部又做出了一件令人瞠目之举：勒令全国中小学生天天高唱革命样板戏。
他们在想用手中的权力再造就一代代像他们那样的只有血性没有人性的“革命新人”，通过灌输暴力和仇恨来毒害少年儿童，督导他们高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偿、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
当下一些官员价值观的混乱，历史常识的匮乏，也由此可见一斑。唐人刘禹锡有诗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可谓是“与时俱进”的名句。此时非彼时，毕竟物是人非了。
笔者行笔至此，不免抚今追昔，长嘘短叹。也许是头脑中的旧音乐细胞作祟，总是缭绕着“红灯记”中“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的旋律。忽然间，一个怪念头闪现了出来：心红是因为流淌着生命，一旦“亮”出来，没有生命的流动，不就变成紫的吗？
1962年，古巴“革命家”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格瓦拉还说：“仇恨是我们斗争的基本因素；对敌人的无情仇恨，驱使我们超越人先天所具有的种种生理的限制，把人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仇恨就不能消灭残暴的敌人。”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仇恨为中心的文化。老舍跳太平湖，他的妻子儿女推了最后一掌；高行建书稿被焚，是他告密的前任妻子点的火。写了《人啊，人》一书而成名的大陆名作家戴厚英女士，竟然被熟人为了一点小钱而残忍地杀死了。著名诗人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后，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了宣扬血统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要象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这些红卫兵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残暴的人，他们甚至可以活活打死朝夕相处的同学，就因为对方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称到达天国之路，是用爱铺成的，是用善维护的。而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过是某些穷人的偏见，披着“解放全人类、“大公无私”等外衣，骨子里却是懒惰、嫉妒、贪婪、残暴、仇恨和造反。
70时代流行的口号，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的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 雷锋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了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最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往往不是彼此之间的爱，而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的恨。在其中，恨大于爱，恨比爱更为根本，真是不可理喻。
样板戏所宣扬的思想，无不是向人们灌输直接复仇的思想，或将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以等待时机直接复仇的道德价值观。这些从古到今的直接复仇思想或价值观与法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与法制彰显的有司法介入的复仇理念完全相违背。中国数千年来缺乏正确制度（法律）强制和正确信仰（道德）教化的自觉下，直接复仇就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或道德价值观。
当中国人只有直接复仇的思想或道德价值观，而没有间接复仇的思想或道德价值观，仇恨就无法解脱。这就是至今还有人怀念文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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