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滕彪在公盟办公例会上提议为夏俊峰法律援助，我表达了忧虑。我们遭遇的失败已经太多，承德陈国清等无辜公民五次被判死刑至今仍在狱中，我们付出了6年多的努力仍没有结果，还有江西乐平、广东揭阳等地的死刑冤案，都沉重压在心头。现在又增加一个，几乎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毕竟有两死一伤的后果，一介平民的夏俊峰，谁愿意为他主持正义？如果我们辩护失败了，一个人的生死责任我们怎么承受？
但大家经过两次讨论以后还是同意了。一个原因是，除了滕彪，找不到更适合的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法知道结果，只管尽力让自己的良心平安就够了。
滕 彪出庭辩护了，他尽力了最大努力。二审开庭那天，同去的纪录片工作者何杨在法庭外被打。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关注，接下来我们还能做什么。也许 我们继续呐喊，去最高院呼救，可声音那么微弱。幸运的是，二审裁定出来之后很多公民开始关注了，现在，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在法律上，夏俊峰不该被判死刑。首先，城管的过错是从轻情节。夏俊峰在街头被殴打并拖上城管车辆，已经有6份 证言，二审法官说夏俊峰在庭上说自己主动愿意到城管办公室，那不符合事实。其次，夏俊峰拔刀刺人是防卫行为。虽然除了夏俊峰外，没有目击者看到夏俊峰在城 管办公室里被打，但是夏俊峰身上的伤痕以及死者刀伤部位和走向能够证实夏俊峰当时所处状态，他是被打跪在地上时拔刀刺人的。另外，城管队员在街头殴打夏俊 峰，还曾经多次殴打别人，这些证据也间接证明夏俊峰行为的防卫性质。辽宁高院没有采信辩护人的证据，但也没有排除防卫的可能性，在重要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判 处夏俊峰死刑是不公正的。
这是死刑判决，人命关天，和一般的判决对证据要求不一样。最高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案件起因、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等量刑情节。
而 辽宁高院不管这些，二审裁定书表述：“辩方出示的照片显示、夏俊峰在左前臂内侧有两处明显的皮下出血，但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因为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肢 体接触时所形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综上不能认定上诉人遭到了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即，辽宁高院并没有查清楚夏俊峰是否有防卫行为这关 键事实，在关键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判处一个人死刑，有违法律规定。
二 审裁定宣布后的第二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来到北京。很难过，我们没能帮得了她，而此刻滕彪因为特殊原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但我们不能放弃。二审结果出来 后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夏俊峰的生命会突然被结束，以往很多案件中家人接到复核裁定时死刑已经执行。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夏俊峰找到最好的最有社会担当的律 师。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是陈有西先生。大约一年前我们在北京见过面，这位同时具备专业性和政治智慧的前辈让我敬佩。5月17日，陈有西律师经过慎重权衡后，同意提供法律援助。
陈 律师在电话中问，你们几位为什么不继续代理呢？比如彭剑律师、黎雄兵律师等，在法律上我们也能提供专业的帮助，其实滕彪的二审辩护把该说的道理基本讲清楚 了。但我们不能代理该案死刑复核，我们资历浅薄，生死关头不敢担当这份责任，还有就是，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敏感”，我们生怕因此给夏俊峰带来任何不利的 影响。把这份沉重的责任交给陈有西律师和他的团队，我们终于可以对张晶说，我们尽到责任了。
到杭州签完委托协议后，今天马银玲送张晶回沈阳。她没有白跑这一趟，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屠夫，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呐喊，尤其是二审结果出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他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在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社会里，一个小商贩在被欺侮殴打过程中奋起反抗杀死暴力执法者，最后要被这个国家判处死刑，夏俊峰的生与死，注定要成为公共事件。
也 许城管们觉得自己冤枉：维护城市市容市貌，怎么就不被理解呢？这是一个有着大量穷人的国家，辽阔的乡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和未来 的希望，给城市带来繁荣的同时，在富人们看来也带来了脏乱差。城管驱逐他们，维护的是一部分人的整洁，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的是伤害。
作为一个有着大量穷人的发展中国家，城市过分追求奢华是一种罪过。北京表面上没有贫民窟，那不值得骄傲，那是因为权贵们太强势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里约热内卢、孟买有贫民窟，北京其实也有。北京的贫民窟就在地下室和“城中村”里，比如六郎庄原住民4000多，现在居民5万多，那是大量在中关村工作的城市新移民的居所。城管们不断拆迁“城中村”，把穷人赶到五环以外，2010年驱赶居住地下室里的人们，号称要清空地下室。2011年他们打算拆掉六郎庄，五万新移民又将不知到何处安居。最近，他们扬言要消灭“群租”。他们为了某些人奢侈的环境权，甚至仅仅为了某些官员的防火责任，肆无忌惮地欺侮最弱者，而城管，不管有意无意，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天然地站在权贵一边。
这 是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社会，一边是权贵奢华，一边是穷人默默忍受屈辱。人们对城管的愤怒，其实是对权贵的愤怒，这个国家没有资格维护少部分人的奢华而让多数 人受到伤害。夏俊峰们只是为了生存，以市容市貌的名义傲慢地甚至野蛮地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人们在良心上无法忍受。当夏俊峰为了底层人的尊严而反抗，如果 因此被判死刑，这将是对这个国家深深的伤害。
这些天，为夏俊峰案奔忙的同时，心中时常隐隐作痛，想到了承德案，朱彦强的母亲最后一次电话是两个月前，奔波17年之后，连她也快放弃了吧。
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河北承德两个出租车司机被杀，警方怀疑到了第二起案发附近庄头营村村民，审问了20多个人以后，最后圈定4个“问题青年”——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和朱彦强，一番酷刑，他们承认杀了出租司机。一审死刑，上诉后发回重审，再判死刑，上诉、发回，2004年3月，河北省高院三次发回重审后终于第一次做出二审“留有余地”的判决，三个死缓，一个无期。
2004年2月，已代理此案六年的吕宝祥律师找到我们。经过几个月对一审辩护律师、法官、检察官、目击证人以及当事人本人的深入调查，我最终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决定代理。在狱中，我曾承诺何国强1年就会有结果，可如今7年过去了。
我们取到了当事人没有作案时间的铁证，调查过该案真正杀人凶手的家人，组织过180多位法律人的签名，三次申请示威游行，无数次到最高法院申诉。两个月以前，朱彦强的母亲又一次来到最高法院，里面的人说，上次叫到你们的名字没有答应，6个月以后才能再来，就这样，满身是病的她白跑了一趟。她在电话里没有抱怨，但那一声叹息深深刺痛了我。
“上次”是指2010年12月 的一天，我托付黎雄兵律师去最高院代为申诉，填了表，等待一上午没有消息，他去接待室打听，保安说这天法官没来，不熟悉情况的他有事就先走了。最高法院是 这样的程序：填完表后，你就得坐在那里等着，也许半天，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两个月，黎律师不熟悉他们的规矩，于是被“惩罚”了。
几年前，朱彦强的母亲、杨士亮的父亲等四个被告人的父母几乎每个月都来一趟北京，他们闯过中南海，到过温家宝家，在最高法院门口和我一起举过牌子，可是渐渐地，他们放弃了，从去年开始，只剩朱彦强母亲一个人了，现在，经过这次我们的失职，她可能也要失望了。
这么多年的信任啊，我们真的让人失望。可我很想对她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个国家里，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不能绝望。
公民 许志永 20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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