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
教了半辈子鲁迅课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摄影_姚松鑫
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相继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进行了一轮“读鲁迅”选修课实验。
“瞿秋白说，鲁迅是吃兽奶长大的，我是吃了鲁迅的奶长大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夫子自道”。
就在10多天前，3000人满座的复旦大学体育馆，黄玉峰气守丹田、一字一顿地说：“进复旦附中之所以成为孩子们的梦想，不是因为升学率高，而是因为国权路383号（复旦附中）还保留着一方净土，在这里，孩子们还活得像个‘人’，能过上几天‘人’的日子！今天，教育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的大火正在我们的故土燃烧。我们怎能熟视无睹，袖手旁观！我们每个附中人都愿做小小的鹦鹉，为拯救我们的民族，洒上一滴水！”
两分钟的演讲，三次被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呼声打断。事隔多日，黄玉峰仍在食堂、校园和路上被人拉住。“黄老师，您的话太精彩了，言人所不敢言。”
“鲁迅的话语还是沉淀在我的骨子里。”这个憨直的汉子眉间纠结，一声慨叹，“我已经65岁，活过了鲁迅。但直到现在，用了50多年，我才刚刚从他那一套东西里钻出来。而钱理群们，还没有。”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曾经是黄玉峰的偶像和“战友”。如今，因为对待鲁迅的评价出现分歧，黄玉峰对这位昔日的师友已颇“不以为然”。
爱上“鲁迅”
1947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黄玉峰出生绍兴鉴湖街，距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只有五里路。不过黄玉峰第一次通读鲁迅，则迟到1970年出狱以后。“文革”中，他因刷标语写错字，被诬为“反革命”关进监狱，在狱中，唯一的要求是读“雄文四卷”和鲁迅的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就像两撇浓黑的唇髭，勾勒出大众心目中的经典鲁迅形象。这两句诗正是毛泽东挑出来，给人民大众垂范的座右铭。
“‘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添加的注释，也曾深刻地左右了黄玉峰对鲁迅的接受。
下了冤狱，后又被发配到上海市郊进行劳动改造，终日在草场上晒麦，捆扎，堆垛，天黑后又要将一船谷子押运到几十里外的粮仓，支持黄玉峰的自觉于“改造”的，是心里含着那个“吃进去的是草”的“孺子牛”形象。
他在狱中曾以绝食100小时抗议，求鲁迅的书不成，最终只得到一套《毛选》，但难解饥渴。“两年后，我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如饿汉扑在面包上。”
1968年，毛泽东对全民下了“读点鲁迅”的指示，“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上也是毛语录与鲁迅的箴言并举。在书页的边缘，鲁迅的“敌人的痈疣就是我们的宝贝”，与加粗加黑的毛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互为引证。出狱后，黄玉峰当过乡村代课教师，他一次次在课堂上诵读《药》，直到痛哭涕零，“又红又专”的红卫兵小将们“被我的课煽动起来了”。
1986年开始，黄玉峰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语文课。听过黄玉峰上鲁迅课的人，听过黄玉峰课的人，都会对他气足声亢的“唱”课文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出生在绍兴的鲁迅同乡，甚至会用浙东韵味的普通话，一口气把《药》读完。“什么叫麻木的国民性，什么叫革命者的孤独感，什么叫明线与暗线，一读就都出来了，何必喋喋不休地分析？！”有人听出，这种“唱课”有钱理群的影子。
鲁迅早年的几篇文言大文，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经他一腔古韵十足的普通话“唱”出，更似有青年时期声气相通的少年老成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
因为对个性张扬的共鸣，以及多年来对鲁迅的推崇，让黄玉峰和钱理群一拍即合，成为追随鲁迅的同道。时在1999年，松江二中一位善文的“留级生”掀起舆论波澜。在那篇一时纸贵的《杯中窥人》里，韩寒开篇即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出口狂傲，让这个叛逆的少年招致一片攻击。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节目中，黄玉峰是仅有的“挺韩派”，不过他得到了当时身在北大的钱理群的声援。
此间，黄玉峰又在上海当地的《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过那位‘留级生’的三篇文章，其文笔之老练，内容之丰富，令我辈自叹弗如。本世纪初，鲁迅深情地写道：‘个性张，则沙聚之邦转而为人国。’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难道不该为培养真正的人而好好反思吗? ”
发现另一个“鲁迅”
然而，吊诡的是，当新世纪来临之后，黄玉峰对他烂熟于胸的鲁迅课的态度，悄然出现了转折。“有一次读林语堂日记，无意中看到鲁迅设了‘鸿门宴’请北新书局的人吃酒，终于为了讨还稿费的事情闹翻，但对并不知情的林语堂，他也一并拍案骂他。林是个晚辈啊，吓得他在日记里直记了鲁迅‘有神经病’。”
“鲁迅的这一套都是我们绍兴师爷整人的招数，先扣上一个大帽子，过去叫‘刀笔吏’。‘文革’里我们受的不就是这个苦吗？”联想到他给人起的绰号，比如厦门大学时期的同人顾颉刚，因为有个酒糟鼻，鲁迅私下提起他，从不称名，总唤做“红鼻”，或者“鼻”，有时干脆就画一个鼻子的符号替代。蔡元培因为清朝时做过翰林，就被起了个“太史”的绰号。更不用提把梁实秋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把施蛰存干脆叫“洋场恶少”。
就像“狂人”读二十四史，满眼只见“吃人”二字。一夜之间，黄玉峰读鲁迅，似是凭空冒出很多“恶”字来。鲁迅的日记向来只是记账，一日却添了笔“下午得妇来书，颇缪”。这个“妇”指的是鲁迅的原配朱安夫人，他给同在绍兴的弟媳妇写了很多信，却从不写一封给自己的原配，连附一张纸条也没有！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在许广平面前，他又这样开脱，“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中国文化的新方向的旗手鲁迅，却不能解放自己妻子，而让她陷入深深的苦难？是谁在迫害朱安？如果说封建礼教是迫害妇女的后台，那么，实施这迫害的人又是谁？”黄玉峰问。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博物馆，朱安住过的房间被称做“储藏室”，以避开“鲁迅夫人朱安”几个字。“这是公然的瞒、骗、哄，鲁研界为大众构建出一个虚幻来。”
黄玉峰在最近一次重读鲁迅后，说他发现“鲁迅的‘孺子’，并非指什么人民大众，只是说他自己的儿子罢了。”“孺子牛”典出《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说的是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绳，让孩子骑着玩，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五十得子的鲁迅也和齐景公一样，有些溺爱自己的儿子，他可以用二十元给孩子买玩具（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元），有人批评他，他反唇相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感到受了“蒙蔽”的黄玉峰，写下了《反封建不能成为鲁迅对朱安冷暴力的理由》、《鲁迅留学七年为什么没得到一纸张文凭》、《鲁迅和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鲁迅的生活并不朴素》、《鲁迅研究的误区》、《鲁迅的傲气及其他》等一组十余篇文章，十多万言，质疑鲁迅“为人夫、为人兄、为人友、为人师”的所作所为。“我不是要把鲁迅拉下神坛，我是要把他拉下人坛。”
告别“鲁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这段《纪念刘和珍君》中的文字，黄玉峰曾经成百上千遍地带领学生们在课堂里诵读过，每一处衔在喉头不发的停顿，都灌注了直需细味的“斗争精神”。但读着读着，黄玉峰却觉得不是滋味了。后来他知道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最终是为了保护学生而被日寇刺死的。“杨荫榆是在美国读教育的，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否可以讨论，但不必煽动学生闹事，搞斗争。学生很容易受骗，‘文革’就是一批小将上了某些人的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迅的最后十年，尤其是加入左联之后，作品以杂文为主，尤其是费了大量笔墨在与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的论战，这向来是鲁迅研究中比较模糊的一块。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鲁迅的大加抬举就格外凸显。尽管鲁迅的作品中渗透着“与大多数人”联系的张力，但他对胡适主张的“愚民民主”终是看不上眼，鲁迅坦陈的“个人无治主义”也多少暴露出他在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结构缺陷。作出此番分析后，学者朱学勤断言：“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
“我们常说鲁迅是在拆台，而胡适擅长补台，但与今读来，胡的文字鲜少歧义，更应该介绍给学生。”黄玉峰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胡适能把思想表达得这么明白晓畅，鲁迅却对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三剑客’不顾迫害向蒋介石要人权不以为然，还讽刺挖苦其为大观院里的焦大。”黄玉峰在接触胡适之后，对鲁迅的偏狭就更生敏感。
恰恰在对待鲁迅与胡适的态度上，黄玉峰与钱理群出现了分歧。“我和黄老师的争论，主要就一个问题：中国到底需要鲁迅，还是需要胡适。”钱理群说。早在八年前，黄玉峰便在《新民晚报》发表题为《少一点恨，好吗？》文章，提出在语文课本中应减少鲁迅的恨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我问钱理群先生：“鲁迅为什么不自杀？”这位可爱的老人看了看我，似乎早有准备，很动情地说：“因为他有爱，因为他爱得深，因为他的爱大于恨，因为他的恨中渗透着爱！”
受一系列新思考的触动，黄玉峰在学校开设了《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选修课。他在复旦大学体育馆演讲中所说的“小鹦鹉”，就是胡适塑造的形象：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群鹦鹉见山中起火，便潜入水底，浸透翅膀，飞而洒之。有人问：“这点水，有用吗？”鹦鹉说：“这是我们的故土，我们不忍心看着它被毁了。”
而作为国内研究鲁迅的权威，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相继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进行了一轮“读鲁迅”选修课实验。
10年前，因为痛感课本中的鲁迅选文，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们不该受骗》、《文学与出汗》等檄文已受学生疏远，黄玉峰策划过一场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场讲座，题为“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在全校掀起了一股争读鲁迅的热潮。10年后，黄玉峰却与钱理群分道扬镳了。
而这10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课，也呈现出逐渐撤离的趋势，几乎每一次鲁迅篇目的调整，都会引发“如今还需不需要鲁迅”的大争议，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又传出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去掉多篇鲁迅名篇的消息，社会的痒处再一次被搔中。其实，在这一轮鲁迅撤出课本的“引退潮”之前，在黄玉峰老师的印象中，近几年关于鲁迅的试题几乎在考试中绝迹。
“课本中减少一点鲁迅，问题并不很大，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鲁迅的认识。”钱理群说。但在黄玉峰看来，“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以后，鲁迅对学生的影响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孩子本身就越来越独立、叛逆和多元，为他们提供精神底色的不必是鲁迅。”
今年春节前，黄玉峰欣然致电韩寒，夸他“成熟了不少”。那名昔日青涩的“留级生”，如今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小说作家、博客写手，他对当下社会问题尖锐而不失机智的发言，让数以万计的网友津津乐道。有人说，韩寒便是当代鲁迅，但黄玉峰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把韩寒说成鲁迅第二，是对韩寒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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