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一经曝光，舆论哗然，纷纷批评地方政府将公权力外包，而一家企业竟公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从法理上说，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撇开法理——— 单纯谈法理，当下许多事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从现行政治的运行方式、从各方面利益的博弈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不单“安元鼎”，其实许多机构和人员，在大发特发“维稳财”。
如果单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分析，不能不承认 “安元鼎”的老板脑瓜子很活，能够敏锐地抓住“商机”。当下，公权力重视的领域，一定会有许多“商机”。以“维稳”为例，从上到下都在讲“稳定压倒一切”。既然叫“一切”，我的理解是应该包括所有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芸芸众生的各种权利和人世间种种正义。各地为了维护“稳定”，更是不惜成本，维稳经费年年增长。
在许多地方，上访人数、上访级别，是衡量一个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和主要领导人乌纱帽直接挂钩。以前无权无钱的信访局也一下子成为有权有钱的重要部门。一位县信访局长曾对笔者说：全县只有他和公安局长等少数部门负责人打县委书记的手机，书记一定马上接听——— 因为他的电话很可能通报本县最新的上访信息。那么，既然“截访”成为“维稳”的中心任务，围绕这项“中心任务”滋生了许多“发财”的机会，岂非自然之事?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进省城、京城找有关部门拿钱 “销号”——— 即销掉本地来上访人员的登记信息，使上报的材料中显示本地上访人员减少。而“安元鼎”公司从事“截访”的业务不过是应运而生罢了。
“上访”事关地方主要官员的前程，于是乎，许多地方为“截访”疲于奔命，且不说重要会议期间，就是平常日子，也一刻不能放松，一旦知道有人去了省城或京城上访，那简直是兴师动众、劳师远征，其成本是惊人的。但本地官员去省城、京城，人生地不熟，办事效率欠佳，也由于县、市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本地人去截本地上访者后遗症多多。地方政府将这种“截访”业务外包，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减少了成本、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风险。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这种外包的方式，是一种自然的逻辑。
当然，这种外包带来的负面效益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但对和“安元鼎”签合作协议的地方政府来说，所损害的是“公共牧地”，所维护的则是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这种发“维稳财”的公司，只因为方式太过暴烈而惹起了众怒，其实我们想想，有多少人在做“维稳”的生意?地方政府执法不公惹出群体性事件，花钱找网站删帖或者找媒体公关，或者雇人在网上发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些，不都是“维稳”生意么?不过请注意：若“维稳”真成了一门生意，那么，“维稳”很可能会走向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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